孙中山先生英年早逝，他把最宝贵的财富留了下来，那就是“民族、民权、民生”思想及“振兴中华”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业”，终于得以圆满完成。

 

先生“三民主义”的提出由此来说。

 

孙中山在伦敦脱险后，继续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在伦敦期间，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市场的不断开拓，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已经建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工厂林立，交通发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随着财富的大量积聚，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明显。

 

首先，是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荒凉破落的贫民窟和美轮美奂的华丽居宅，形成了强烈对照；大腹便便的暴发户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群显出明显反差，使人深感这个社会并非真正是“乐土”。

 

其次，是劳资关系日渐紧张。资本家为赚取最大利润，早已放弃了以往那种惯于在工人身上打小算盘的剥削方式和陈旧的管理方法，代之以用伪善的改良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取消了原先在工厂区内实行的实物工资制，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为了减少同工人冲突时所造成的困难和损失，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并把罢工变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鼓吹和平协调；为了自己和家属不致因城市不卫生而感染流行病，他们在城市中修筑了下水道，在最坏的贫民窟中建造了宽阔的街道。从80年代起，英国工人的罢工不断，并且开始公开推出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在伦敦、格拉斯哥、索尔福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并获得了以往不曾有过的间接和直接的成绩。

 

再次，随着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日益增长的拥护。而资产阶级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现了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所谓学说和理论，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

 

面对着上述资本主义世界纷繁复杂的矛盾，孙中山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和思索。一方面，他广泛地熟悉社会，结交流亡英国的外国爱国者。他去过英国的宪政俱乐部，到过爱尔敦农业馆，参观过李勤街工艺展览会，还与俄国爱国者交往，联系将《伦敦被难记》议成俄文出版；另一方面，他潜心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农业、畜牧业、矿业、工艺制造方面的各类书籍，大英博物馆里经常留下他伏案苦读的身影。他接触了当时欧洲的各种社会学说，又目睹了英国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潜移默化作用，对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孙中山看到了欧洲发达国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怀着使中国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发展民族经济时避免重蹈其覆辙的愿望，悟出了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对贫富悬殊的担忧而萌生的改善民生的愿望，既有中国社会兴亡治乱的历史渊源，又反映出西方社会学说的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说，“三民主义”是中西文化的产物。

 

 

                                          （九三学社德州社员 朱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