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时引用 孙中山 先生的话说：“要立志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并说：“和平是大事，两岸和解是大事，中国人要重新振奋起来是大事。”表明了他虽然作为台湾在野党领袖，却有和中共一道致力于两岸和平、和解、振兴的决心和愿望。

 

 

臧克家诗云：“有的死了，他还活着”。 孙中山 先生虽然逝世80年了，但两岸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海外华人依然尊敬他、怀念他，当然不是因为他当过中华民国大总统，而是因为钦佩他“天下为公”的伟大人格和终身致力于“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崇高事业的精神。

 

 

在我们中国，由于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很多人把“学而优则仕”作为人生奋斗目标，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封建社会，当官即意味着发财、封妻荫子。“三年清知府，十亿雪花银”就是最好的写照。就是在今天，国家公务员招考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有的职位的报考与录取比达到100：1，甚至还多，当然大多数人是想通过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报效国家的机会，但也不乏想借此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者。

 

 

当然任何事情不能一概而论，历史上有良知的为官清廉者也为数不少。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因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毅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职归乡，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出任陕西周至县尉时，为官清廉。一天，他目睹了农民冒着酷暑割麦的情景，感慨万千，再联想到农民交完赋税后的种种困顿与悲苦，立刻挥笔写下著名的《观刈麦》，抒发了他那深深的“愧疚”之情：“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有愧，尽日不能忘。”戏剧《七品芝麻官》中的一句台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更是妇孺皆知，为老百姓所津津乐道。

 

 

共产党人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无数的优秀共产党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篇章。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捕后，发财心切的两个国民党士兵经过全面搜查一无所得后，竟然气得挥动手榴弹狂叫：“你们当大官的会没有钱？”。著名的民主人士 黄炎培 先生，抱定一生不做官的宗旨，解放前曾多次拒绝了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建国时期，百业待兴，亟待各界德才兼备的知名之士组建新的政府。有鉴于此，周恩来亲自到黄炎培家中去看望，敦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老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充满敬意地对这位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一句话说得黄老动摇了几十年的人生宗旨，答应“出山”担任公职。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时在中央全会上深情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做官。”要做事，不要做官，这是小平同志的人生追求，也是他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崇高品格的集中体现。但不可否认，随着党的执政地位日久，有不少的党员干部早已把党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忘记了毛泽东“坚持两个务必”的叮嘱，“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的现象时有所闻，“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叫嚣也颇有市场，成克杰、胡长清、李真、王怀忠等一大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遭到人民的唾弃。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郑培民同志有句名言：“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每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都要认清做人、做事和做官的辩证关系。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做不好人，就谈不上做好事；做事是做人的目的和追求，一个人来到社会上总要做点事，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做事也是做官的基本条件，不会做事的人是绝做不好官的；做官是做人做事的结果，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会被组织上信任，使之在岗位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做好了，官才能做得正，事才能为民所为，权才能为民所用,党的建设才能搞好，执政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