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省委四届副主委  任宝祥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然而他的大名为世人所熟知，却不完全在于他学术上的成就，而是因为上世纪他同毛泽东之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

　　梁漱溟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漱溟”是他发表文章时常用的笔名。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梁漱溟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学说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作了大胆预言，并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杨开慧之父）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交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成了杨家的常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初识的机会。

　　毛泽东是1918年初到北京找工作的，经同乡杨怀中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他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头寒暄，但他始终没有打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早从杨怀中那里知道这位来客的尊姓大名，并且常常被他言谈话语中表现出的睿智和博学所折服，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二十年后梁漱溟赴延安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一番话，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沉睡的记忆，他忙不迭地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梁漱溟是一位文化功底深厚的学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从“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去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梁漱溟曾醉心于《乡村建设理论》的研究，为将这一农村改革的理念付诸实施，他竟不惜辞掉北大的教职，奔赴广东、河南和山东各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试验，时间长达十年之久。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梁漱溟再也无心从事他多年经营的乡村建设，于是毅然南下投身抗战，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参政会”当上了一名参政员，为国事奔走。当时抗战的形势很不乐观，国军在前线连连失利，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也被迫由南京迁到了武汉。而反观这时国民党方面的上上下下，却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派醉生梦死、颓唐沉沦的消极局面。这让梁漱溟对国民党政权大失所望，遂之对抗战的前途感到无限的忧虑。就是在这时候，他萌发了去向正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共产党领袖们讨教的念头。

　　1938年1月，梁漱溟从武汉出发，途经西安，一路风尘仆仆，只身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负责接待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对梁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精心安排了他同毛泽东的单独会晤。当时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于毛有白天休息、夜晚办公的习惯，因此二人的晤谈大多安排在了晚间。这次延安之行，毛泽东共会见梁漱溟八次，每次二人交谈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年就认识梁漱溟，并且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当第一次晤谈时，一见面二人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亲切而融洽地交谈起来。他们谈起了三十年前的一些往事，也谈起了抗战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梁漱溟就把近年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心中的迷惘以及此次造访的来意，向毛泽东作了如实的倾诉。最后他不无忧虑地问道：“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叙述，面带微笑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接着他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毛泽东这一番头头是道、入情入理的讲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毛的话音刚落，他就无限感慨地说道：“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话，您今天的谈话，真使我豁然开朗，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这一次两人的晤谈，从下午六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因时间太晚，他们约定明晚继续交谈。临别，梁漱溟拿出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请毛泽东指教。

　　第二天下午六点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再次见面后，不及寒暄，就从梁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谈起，拉开了战后如何建国的话题。毛说：“大作拜读了，但看的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的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接着他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指出只有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进行彻底的革命，才能建立未来美好的新中国。对于毛泽东的这番理论梁漱溟有着不同的看法，既然是老朋友之间无拘束的交谈，他也就直言不讳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明显，贵贱悬殊，而中国则不同，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且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就说明中国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而且也不固定……”梁漱溟的发言让毛泽东陷入了深思，他一边聆听，一边在屋里踱步。梁漱溟见毛泽东没有插话，就继续说下去，“要建设新中国，我认为要从‘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两方面入手。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的‘个人本位’而言，西方人讲自由，讲平等，讲权利，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中国人有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家庭、为社会去尽自己的责任的光荣传统。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定和发展……”梁漱溟的这一番高谈阔论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他说：“梁先生，你这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要知道，中国还有和现代社会发展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这时梁漱溟站起来争辩道：“毛先生，你只强调一般性，而忽视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是在这里。”就这样，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执起来，直到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尽管如此，两人并未因此而动气，争执结束后握别时，毛泽东微笑着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很好，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多少年后，梁漱溟回忆起这件往事时，对毛泽东当时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貌和虚怀若谷的气度，还记忆犹新，赞叹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他的党外老朋友梁漱溟。1950年1月，重庆解放才两个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电邀身在重庆的梁漱溟来北京，共襄国是。当梁漱溟到达北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恰好出访莫斯科。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返抵北京，在火车站欢迎的人群中，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梁漱溟，他快步走上前去，微笑着紧紧握着梁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做客，长谈，再干一个通宵也成！”毛泽东老友般的亲切话语，激动得梁漱溟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在第二天晚上中央政府举办的宴会上，二人约定次日到中南海颐年堂叙谈。3月12日下午五时许，梁漱溟作为座上客，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毛泽东早在颐年堂院门等候，并由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陪同，三人一同来进会客室。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征询梁漱溟对国事的意见。一向爽心直口的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呵。”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毛泽东这最后一句话，是梁漱溟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他迟疑了片刻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漱溟之所以这样回答，当时有他不便说出的顾虑。自抗战结束以来，他一直以“第三方面”的资格，参与国共两党的军事“调停”，为国内和平奔走。现在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全国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疑虑。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效劳。若参加了新政府，自然便失去了为各方面说话的身份。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有些失望，但他随即改口道“那样也好。在新中国，民主党派有许多工作可做。共产党是离不开民主党派的，不参加政府，也有许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里面，就可以为我党建言献策，可以搞调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国家重大问题。”。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梁漱溟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他接过话茬对毛说：“到京两个月来，我感觉到近百年来患难中的中国民族可能由中国共产党而开出生机来，但这不过是种感觉，尚未成为一种确切的认识，所以想到国内各地走一走，仔细观察思考一番。”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的这一请求，并建议他先到山东、河南和东北老解放区看看。

　　从1950年4月开始，历时五个月，梁漱溟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都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使他备受感动。9月23日，毛泽东约梁谈话，梁漱溟详细汇报了这次考察沿途的所见所闻。联想到梁对中国农村的固有看法，毛发觉这次考察归来梁的思想有所转变，于是建议他再到南方新解放区走走看看。

　　1951年5月，梁漱溟主动报名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四川农村。9月3日晚，也就是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用车把他接进中南海，想听听他这次下去对土改、对四川的印象如何。梁漱溟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他略微停顿一下，抬头看了一眼毛的表情，又接着讲了下去：“如按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不堪体罚，一同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听到这里，毛笑着插话道：“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只要土改工作队的干部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谈到对四川的印象，梁漱溟说：“四川解放不过两年，能出现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说到这里，梁漱溟特别称赞刘、邓治理有方，“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道：“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从这之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日见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即有一次晤谈，谈论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话的气氛从来都是坦诚而从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交往没有持续多久，只因后来梁漱溟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二人意见分歧而引发公开冲突，竟使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请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9月9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抢先发言，对周总理的报告深表赞同，并谈了自己学习后的几点体会。当天下午是大会发言，梁漱溟所在小组召集人在会上汇报本组讨论情况时，谈到了梁在组里的发言。会后周恩来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会上把他的意见讲一讲。梁当即答应下来，并连夜作了认真的准备。9月11日下午，梁漱溟走上大会讲台，谈了他对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三点意见，大意是：一、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还要注意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对此也应列入国家计划；二、完成国家建设计划，靠的是广大群众，因此要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工业建设可依靠工会组织，发展农业应依靠农会。但农会土改后已作用渐微，只好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而目前乡村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很多，须多下教育工夫；三、关于农民问题。进城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那天的会议，毛泽东没在场，但梁漱溟在会上的发言，却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引起了他的警觉和不满。毛泽东认为梁的言论有悖于总路线的宗旨，而且有挑拨工农联盟之嫌。对于这样的原则问题，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中央政府的第27次会议。会上，在彭德怀司令员作了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即席发言。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并没有点出梁的名字。但梁漱溟心里明白，毛的批评就是冲着他来的。可是他昨天的发言并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更谈不上破坏工农联盟，他只是应周总理已邀，在会上说了几句心里话，提几点意见而已。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凭着多年老朋友的关系，他要当面找毛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指出毛的批评不当，请予以收回；二是他愿当面向毛复述他发言的内容，以消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场上将信直接交给毛泽东，毛答应晚上找他谈话。这天晚上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二人见面时，离晚会开始只剩下20多分钟。急于要澄清问题的梁漱溟见时间不多，便不及细谈直接要求毛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则坚谓梁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言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最后不欢而散。

    桀骜不驯的梁漱溟不肯就此罢休，9月16日再次登上大会讲台为自己申辩，遭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严厉批判。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联系历史的许多事实，指出“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与中共立场一贯对立”，“梁说工农生活‘悬殊’，相差‘九天九地’，好像他代表的是农民，实际上他是代表地主说话，是挑拨工农联盟的。对梁的那套主张，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应该断然地拒绝。”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指责梁“反动透顶”，是“伪君子”，“野心家”，是“以笔杆子杀人的杀人犯”等。对于中共领导人的批判，梁漱溟心里十分生气和不服气，在9月18日大会上发言时，他除了为自己的历史和言论辩解外，还公开指责毛缺乏自我批评的“雅量”。正在气头上毛泽东，自然也针锋相对地回敬了几句。这时，与会人员再也无法容忍梁当众顶撞领袖的举动，在一片反对声和谴责声中，梁漱溟最终被赶下了台。

　　自此以后，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请了长假，在家闭门思过，认真反省。期间，他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工资照发不误，也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不过却很少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即使参加也是一言不发。正因如此，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时，他躲过了一劫，没有划为右派。但是，他同毛泽东几十年的交往，也就从此结束了。

三十多年后的1986年，当有人们重新提起1953年这段往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深深为自己当年的过失而断送了他同毛泽东的友谊和交往，感到十分痛心和悔恨，他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毛主席已经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